这是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所著《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的书摘。
第一章 全球化的迷思
全球市场面临着双重问题：它不像本国市场那样，有国内上层建筑的支持，而只能在各国社会制度的夹缝中生存。全球化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重商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和工商企业应该互利互惠。经济学是政治的工具，反之亦然。为了排斥外国势力，保卫本国利益，国际贸易一定要实行垄断化。
经济学的开明人士，在亚当·斯密的带领下，创立了另一派学说。他们认为，市场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时，经济才会繁荣。能使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是竞争，而不是垄断。他认为，重商主义及其特许垄断权阻碍了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将市场和政府分离，分成贸易和统治两个不同的角色，不但没有使问题清晰化，反而掩盖了问题的真相。没有一定的交易规则，市场交易，尤其是长途贸易就不可能存在，一定要有人强制实施某些规则。
权力的影响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影响的方式变了，变得更隐晦了。有全球化，就有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怎样的？谁来执行这些规则？如何执行？问题就这么简单。
社会制度给市场提供了“游戏规则”。既然社会制度一定存在，谁来设计这些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又是为谁服务的呢？我们要直接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假装它们不存在，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游戏规则才能更好地为市场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和我们最初的认识不同，经济全球化是有限度的。
贸易还没开始，他们在贸易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就开始了，他们要投资在运输、物流、通信、信任、法律、秩序及合同之上。我们的“探险商人”要承担政府职能，否则，贸易就无法进行。
在重商时代，君王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易大体如此：私人企业先出资兴建必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得到的是随后的贸易垄断利润。
上层建筑，即那些支持市场运作的社会制度，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社会协议。这些上层建筑以三种形式出现：基于互利互惠的长期信任关系，信念体系及第三方执行。
经济越发达，政府消费的资源在总消费中占的比例就越大。发达的经济才会有强大的政府，贫困的国家不会有强大的政府。政府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度非常高。和贫困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市场运作更流畅，政府规模更大。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奇怪，但前面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有稳固的政府机构做后盾，市场才能发展完善，以最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它们不能互相取代。
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最大。
认为市场只有在政府撒手不管的情况下才会繁荣的观点很有问题。
在同样富裕的国家，政府部门规模的大小是由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决定的。如果市场要发展，政府的规模也要随之扩大。政府要扩张的原因不仅是我们需要它来维持和平和秩序，保护财产权，保证合同有效及管理宏观经济；另一个原因是要维持市场的合法性。我们必须控制随市场而来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不让它们造成太大的破坏。
在国家内部，政府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在各国之间，政府却成了纠纷的来源。
国际市场在主权国家正式的社会制度之外运作，如果没有特别安排，市场参与者就得不到体系的支持。各国的国界还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上，国际贸易不但跨越地理上的国界，还跨越了社会制度的国界。
市场不是自我创造出来的，它不能自我监管，不能自我稳定，也不能自我合法化。一个市场经济要顺利运作就要把政府和市场，把自由放任政策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
全球市场面临着双重问题：它不像本国市场那样，有国内上层建筑的支持，只能在各国社会制度的夹缝中生存。
第二章 第一波全球化的兴亡
玉米法之争给我们阐明了一个道理：贸易政策对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响，围绕着贸易政策展开的政治斗争声势浩大。
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贸易政策和它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决定了自由贸易是促进国家进步还是让国家退步。
现代经济学家可能会为格拉德斯通的重商主义观点感到脸红，因为他的潜台词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贸易顺差时，贸易才是有利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国政治都会阻碍自由贸易的长期发展，只有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使得进口商品无法与之竞争时，才会出现例外。
就像自由贸易一样，金本位制和金融全球化也是本国政治，信念体系和第三方强制执行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金本位制自行调节的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是没有中心的、分散的，工资随时可以调高或调低。如果本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工资和其他开支就会下跌，这样本国工业就可以夺回市场份额。工资低了，失业率就会下降。但是，在实体经济里，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工人要保持其工资水平，黄金外流（或者是黄金外流的威胁）引起货币供应减少就会带来长期的失业。
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解释了金本位制为什么在现代经济里行不通，但是在这之前，经济政策的全面影响还不为人知。
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在面对承受大规模失业的政治后果和放弃金本位制这两个选择时，最终一定会选择后者。民主制和金本位制的绝对优先权是有冲突的。
金融市场一旦开始怀疑政府是否真的决心捍卫固定的金平价，金本位制就成了动荡的来源。政府现在很容易成为投机者的攻击对象。
第三章 揭开自由贸易的面纱
我们很容易把自由贸易和经济、政治进步连在一起，把保护主义和落后衰退连在一起。
我们不但要从经济学的角度了解自由贸易，我们还要理解它对公平分配和社会习俗的影响。
如果你支持科技进步，你就必须支持自由贸易！
两个国家都会购买在外国便宜，在本国贵的那类商品，这样就可以像马太说的那样更加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贸易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各国的相对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形成了相对优势。
一件消费品的真正成本是劳动力和生产它所需的其他有限的资源，而不是促使交易发生的钱。
国际贸易使用的资源一定要用它们真正的社会机会成本，而不是当时的市场价格来计算。只有在市场内部消化了所有的社会成本，分配是否公平可以置之不理，其他经济、社会目标能否达成与此无关的情况下，这两种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才会一样。
贸易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如果要取得贸易的全部经济效益，一定是缩小某些商业活动，扩大另外一些商业活动，缩小了的行业的所有参与者都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不是暂时的。在美国，这种损失应该是改行前的收入的8%～25%。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得有失，就很难说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得了还是失了。
和重新分配的收入相比，贸易的经济效益非常微薄。
关税取消以后，不仅仅是有些人赢了，有些人输了。重新分配的收入都淹没在“净”效益中了。我们说的是每一美元的总效益要求我们对50元进行重新分配。这就好像是如果我们要把51元给亚当，却要从大卫那里拿来50元。
在制定其他领域的政策时，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分配过程符合我们的公平分配原则，我们是不可能支持这么大量的重新分配的。
与低收入或其他没有社会安全网保护的弱势群体的潜在损失相比，经济效益是否太小了？
与贸易有关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本国广为接受的社会习俗或契约，
新科技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造成伤害，因此这样一个结论似乎也有一定的可信度：长远来说，科技发展就算不是有利于所有人，也有利于大多数人。
贸易和科技发展截然不同，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同一群人。如果你没有什么技术，也没受什么教育，流动性也不高，自由贸易就会一辈子都跟你过不去。
第四章 政治与贸易，无休止的纠缠
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现出的互相让步、妥协促进了经济增长、平等、安全和稳定，而这一切又成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广泛、深入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化，因为它缓和了贸易重新分配作用引起的尖锐矛盾。
所以，国家政策对全球化的鼓励主要通过广泛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以及适度的开放来实现。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来没有以“将国家之间的经济纠纷最小化”为己任，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恩斯对这样一个目的也表示过支持。设计它的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贸易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贸易威胁到国内已达成的分配协议时，贸易就要让步。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来没有以自由贸易最大化为目标。它的目标是让各国在符合自己的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参与国际贸易。
我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关键点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纯粹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的“背叛”其实是对整个体系的维护和保养，保证体系的持续发展。
1990年前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到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另一类全球化开始了，这种超级全球化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国内经济管理要服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要求，反过来是不行的。
20世纪80年代，是里根-撒切尔革命十周年。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占了上风，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对市场力量过分乐观，否定政府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取得成功的能力。
世界贸易组织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更深更广的经济全球化，国家政府也应该重新平衡它们的国内、国际责任。
和国内法庭一样，和大多数国际机构不同，世界贸易组织对纠纷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能强制执行。
我们缺少一条清晰的界限将国内权利和国外责任完全分开，这也成为很多矛盾的来源。其实，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源自这个基本原则的不明确性。
实际情况是我们用没有必要的国内、国际策略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破坏。结果是我们会面临以下风险：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越演越烈。
第五章 金融全球化的荒唐事
我们不得不承认金融全球化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将国门向外资敞开的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又得不到更高的经济增长回报。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为面临困境的银行提供必需的流动性，稳定银行，阻止恐慌。此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为银行存款提供某个额度的保险。得益于政府的这些保障措施，传统意义上的银行挤兑已成为历史。
东亚国家政府的所作所为就像传统的商业银行一样，只不过是在国际金融领域。他们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短期资金以满足国内投资的资金需求。
但是国际上并没有央行这样最后的贷款人，也没有一个担保短期债务的国际组织。当少数几个债权人对是否要延续贷款额度稍有犹豫时，所有的债权人都会想收回信用额度，
完全自由流动的资本不但威胁到金融稳定还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平衡，也就是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的平衡。
即使在相对平静时期，固定汇率加上资本自由流动也会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权交到别国的货币政策上。
国家政府可以选择浮动汇率来代替资本管制，让汇率随着私营资本的流入或流出而变化，维持本国货币政策自主，不受别国影响。
为短期国际收支提供资金应该是各国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这正是国际金融系统多边化的核心所在。
资本管制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师们预期的那样，非常有效，为国内宏观经济的管理提供了空间。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没有解决国际经济的根本问题：在这个体系里谁来扮演国际货币这一角色？全球经济的顺利运行需要一个交易及储存价值的媒体——一种“货币”，该货币需要多少就有多少，并可随时套现成商品或其他资产。
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该国公民对其货币是否有信心取决于该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及是否愿意提高税收来支持本国货币的价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大家对美元的信心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为了偿还外债而随时在国内提高税收或削减开支。
这样的共识置国际金融与国内金融的差异性于不顾。我们还缺乏金融全球化所需的社会基础——全球性的监管标准、监督、执行、最后贷款人等，这些理论对这些要求只字不提。
货币价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根本的经济状况还是外汇市场制造出来的各种假象，像泡沫、非理性、短期思维及短期交易策略等。
浮动汇率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惨痛教训：资本一旦能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分别就不大了。
托宾指出全球经济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们可以采用单一货币制把对本国经济实施的政策推广到全球。
我们现有的国际货币市场效率过高，我们要给它制造一些障碍物。他对障碍物的具体建议是要对国际货币交易征税。
国际性的银行危机在国际资本流动性高的时期不断出现，这不只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而是有史以来就是这样的。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管是工业革命还是19世纪的全球化的发展都望尘莫及。
第二，直到现在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未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25年的发展速度。1990年后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还是比不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发展。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
第三，过去3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是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来进行全球化的，这跟战后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实行资本管制，不让外资长驱直入，并利用他们的政策空间来进行国内经济管理，
第六章 做金融业的刺猬，还是狐狸
一笔对买方和卖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交易，对整个社会是否有好处，就要看它的价格是否反映了这笔交易的全部社会成本（机会成本）。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市场。
并不是金融市场不会失败，而是我们可以继续自己骗自己说金融市场不会失败。
刺猬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像一个晶片，它通过这个晶片来看整个世界。它看不到并发症和规则以外的事情，如果事情跟它设想的不一样，它就把事情捏得能套进做好的模子里。它以不变应万变。
狐狸，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它无法用一句口号将这个世界概括起来。它对伟大理论持怀疑态度，因为它觉得很难将这个复杂的世界归纳成一套套理论。
这个比喻巧妙地捕捉了经济学界两类不同的思想体系：刺猬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中心思想），而狐狸总是认为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
一个刺猬型的经济学家会用最简单的课本给的标准答案来回答面前的问题。
狐狸型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威力有正常的、合理的敬畏，但是他们喜欢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虽然这些复杂性往往使得课本给我们的答案显得不全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无法清晰地知道某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算我们真的确定根源就在那里，如果我们想直接解决它，通常又会遇到行政和政治的阻碍。
国际资本市场问题广为人知：短期投机、容易恐慌的倾向以及资本要回流时带来的沉重代价。
国外资金是一个酒肉朋友：当你最不需要它时，你就可以借到，但当它真能帮上忙时就消失不见了。
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的上升和下降），很难看到它对财政控制有什么帮助。
不管对经济其他方面影响如何，银行业利益倾向于接近监管要求的限制。如果没有人对他们提出挑战，他们的影响就会腐蚀政治和社会机构。
撤销监管以及对超级全球化的追求使得金融市场波及范围和治理范围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第七章 富世界里的穷国家
在一个富裕国家里当穷人比在一个贫困国家里当富人要好得多，这说明了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各国之间收入（健康和其他福利指数）的差别比国内差别要大得多。
贫困最直接的原因是生产率低。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劳动产生的效益还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处，更别说像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其他需求。
能接受工业革命的地区有两大共同优势：第一，新工厂能得到它们需要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的教育程度达到了要求。第二，它们也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上层建筑，运作良好的法律制度，政治稳定，政府不能随便没收财产——这样私营企业才有投资的动力，市场才会扩大。
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务实的政府尽其所能推动私营企业界。它需要在战略上巧妙地利用市场和全球化，引导本国经济走出天然资源的迷城，实现多元化。
邓小平等领导人决定要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他们的智慧体现在，认识到中国缺乏支持市场运作的社会上层建筑，但新建的上层建筑必须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相关私有企业得到的利润，我们获得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正的外部性”。
那些进行国内社会投资的国家才能受益于全球化。
要对现有经济进行改革，使之能够多元化发展，我们需要工业政策的支持和指导；如果我们借自由贸易之名来限制这些政策的实施范围，我们就削弱了全球化的正面力量。
这应该是最典型的悖论了，要获得全球化的效益，我们要提高而不是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这个悖论不但是真实的，还是大家有目共睹。
第八章 眼见并非为实
米德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中心论点是，要进行的改革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多数研究不发达国家（那时候的名称是这样的）的经济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萌芽状态的工业需要保护，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当时对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很多，甚至是过度的怀疑。
到20世纪80年代，北美的经济发展专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完全改变了立场。政府的角色从经济发展奠基人变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国际分工也由威胁变成了救世主。
《华盛顿共识》备受追捧是因为它的道理很简单：全球化的力量会将发展中国家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这篇文章给技术官员和决策者传达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你想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你的进口关税及放松其他贸易限制。
这篇文章给技术官员和决策者传达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你想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你的进口关税及放松其他贸易限制。观点完全变了，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上一代的经济学家对贸易持这样的怀疑态度，对政府干预如此欢迎。《华盛顿共识》创始人之一的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为了庆祝共识的诞生写了一篇文章，文中她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相对优势的原则为何被如此漫不经心地抛弃了？她写道：“现在看来，那时候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大大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真是不可思议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任何一个有声望的西方经济学家做梦都不会想出像米德提出的那样的方案，如果真的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保护主义怪胎。 萨克斯-华纳研究以及世界银行进行的很多
这个新共识将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当做判断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否适当、充分的唯一标准。
对全球化的追求代替了经济发展策略，成为了一个目标而不再是一个可供利用的机会。
贫困国家有很多不足之处，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一段时间，我们不需要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诀窍是要找到对企业家投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制约最大的因素，因为这些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要将高速增长从困着它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政府并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只要将最具局限性的因素排除就可以了。
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社会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和上层建筑才能发展到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程度。全球化本身不能给一个社会带来这些能力，它只能让已经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好地利用现有条件。
第九章 和超级全球化说 bye bye
国内政治成了超级全球化的拦路虎。深度一体化需要的国内经济调整给社会各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们深感不满，最终国内政治斗争压倒了全球化，取得了胜利。
国家民主制度和深度全球化不能兼容。
当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发生冲突时，聪明的人总是把赌注押在国内政治上。
全球化和国内社会制度的冲突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特征。
把职位搬到工人享受不到这么多权利的地方，或是威胁要这么做，对雇主是有利的。
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应该反映这个国家的需要和偏好，但是企业和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迁移，就限制了国家这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是可以迁移的，这就给企业税率造成了下行压力，将资本应付的税赋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因为他们的迁移不是那么容易。
只有废除了资本管制的国家才会发生国际税务竞争。在资本管制下，资本和利润要迁移出国的难度高些，资本税率面临的下行压力也就小一些。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制约中，对它们最为不利的是超级全球化限制了它们制定工业政策的能力，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给贫困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工业政策的自由，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却有多种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该协议大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使用的先进技术进行倒序制造的能力。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著名的科技政策专家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指出，模仿国外技术一直都是在经济上迎头赶上最重要的推动力。
区域性或者是双边协议沿用的对外制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协议实质上就是美国和欧盟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它们的监管方法”的途径。
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
- 超级全球化 + 国家主权 = 金色紧身衣。
- 超级全球化 + 民主政治 = 全球一体化的治理。
- 国家主权 + 民主政治 = 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十一章 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
全球经济的最大弱点不是缺乏国际合作，而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缺乏全面的认识：全球市场影响范围的大小一定要受到治理范围的限制。只要交通规则是正确的，由国家政府来开车的世界经济一定能够正常运行。
- 市场一定要植根于治理体系。市场并不能自我创造、自我监管、自我稳定或者是自我维持。
- 民主制度和政治社区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来组织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如此。如果国际合作真的能够成功，由此产生的规则通常是反映了大国的喜好，其他国家未必适用。
- 通向繁荣的路不止一条。健康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可以在多种多样的上层建筑上发展，要说现代社会已经用完了这些上层建筑的形式，那是不可能的。将来最成功的社会一定会为上层建筑的试验和逐步进化留有空间。全球经济必须认识到这种上层建筑多元化的必要性，这样这种试验和进化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会被扼杀。
- 国家有权保护它们的社会秩序，监管制度和政治基础。贸易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贸易本身不是目的。
- 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己的上层建筑强加给别国。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上层建筑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要改变别人的就不那么合情合理了。
- 国际经济协定的目的就是要制定各国上层建筑交界处的交通规则。
- 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秩序里，非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和特权。有些国家不想贸易完全开放是有道理的。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竖起的壁垒能增强社会团结，避免危机，或者是提高国内增长速度。
第十二章 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
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让现有的开放状态持续发展下去，而且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目标更为一致。
各国利益不同，不管这些差别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存在的，要协调它们之间的监管条例均是弊大于利。
一个金融集团，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它想在我们这里做生意，就要遵守我们的金融监管条例。
在金融业可以自由进出国界的情况下，要维持监管制度的多元化谈何容易。银行和投资公司可以搬到限制少一些的管辖区。金融全球化实际上将各国不同的监管条例中和了。这就是金融业所谓的“监管套利”，大家争相往金融的最低标准冲刺。
坚持监管多元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限制金融全球化。
劳动力市场是全球化里还没被开发的处女地。
我们应该给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更大的空间，让它们自主制定和实施经济和社会政策，同时尽量减少这些政策对邻国的负面影响。
在出口经济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上层建筑改革相结合，把全球经济变成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力量方面，中国是最佳榜样。
历史告诉我们，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孕育保护主义的温床。如果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持续下去，美国就很可能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中国又会进行反击，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相同的手段。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国贸易、总体上反对全球化的政治运动真有可能发生。
本国货币贬值可以得到和出口补贴再加上进口关税一样的经济效果。和传统的工业政策不同，这种情况一定会带来贸易顺差。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使用工业政策和补贴方面很受限制，很多人认为这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一大胜利。这个胜利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中国不能使用工业政策，就只能转向人民币贬值。
世界经济最终要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体系与西方价值观和上层建筑之间找到平衡，到目前为止，占主导地位的毕竟还是西方价值观和上层建筑。美国和欧洲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发展会使中国变得更西化：更自由、更资本主义、更民主，但是英国学者兼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曾经警告我们，两者逐渐趋同的理由不多。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植根于它悠久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它会提倡一个反映这些观点的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