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tiglitz）所著《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的书摘。
前言
供给经济学，一种主张放松管制和减免税款将会解放和激励经济动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从而提高全民收入的经济理论，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凯恩斯主义恰恰强调了政府的功能，主张一国政府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证充分就业。
共和党人编造了一套用来自欺欺人的说辞，宣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减税所带来的损失将比之前怀疑论者所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而众所周知之的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里根在1981年所采取的减税政策为美国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增长趋于迟缓，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恶化。
特朗普实在足够精明，他已经精明到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不满的情绪，顺势煽风点火，然后无情地加以利用。
和特朗普一样，里根也擅长煽动和利用人们的恐惧与偏执，他可以说是一位“福利女王”，蛮横地抢走了日夜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财富。
里根和特朗普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毫不掩饰自己维护企业利益的意图。
正是这种对真理、科学、知识和民主的蔑视，在特朗普等人与里根以及过去的保守派之间划下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共和党现今的战略似乎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而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真，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其一，国民普遍缺乏远见。他们只看得见现在小幅度降低的税率，殊不知这项政策将会在未来加重大部分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其二，在“美式民主”中，金钱才是排第一位的。只要取悦了有钱人，共和党就能收到来自富人阶级的巨额资助，而这些资金将成为共和党维持其统治地位，赚得选票的“储备金”。这一切都昭示着美国早已背离了建国之初所秉持的理想。
尽管在当今社会，某些不可避免的要素（如技术革新和全球化）也正在加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平等程度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这也说明一国的政策具有其重要性。社会公平的缺失是一种选择，它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除非美国转变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方针，否则不平等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美国的经济也很可能会停滞在目前的低增长水平。
过去70年以来，经济学的进步已经验证了自由市场的局限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 第一，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市场自身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的共同繁荣。由于经济存在外部效应，如果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单靠市场运作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金融这样的特定领域。
- 第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两大支柱。其一是国家的生产力。其二是完善的社会组织。完善的社会组织能够增进国民之间交流互信，促进贸易往来，保障投资安全。
- 第三，不能将国家财富与特定某个人的财富混为一谈。
- 第四，经济在一个更加平等且统一的社会体制下将会运作得更好。
- 第五，当政府为实现共同繁荣做出规划时，必须同时兼顾市场收入的分配（也称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收入的再分配指的是个人在税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
- 第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左右着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仰赖政府的决策，而且，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
- 第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和国民产生了消极影响。
- 第八，当特朗普和其他本土主义者急于将所有过错推给他人时（如移民和某些“糟糕的贸易协定”），美国人更应当反思当前的困境，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美国人，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是美国咎由自取——面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本应该处理得更好，这样即使某些人短暂性地失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能很快在其他岗位找到新的工作。
孤立主义是行不通的。在这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国际关系。
问题
第一章 概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并不像人们曾经想象的那样——它看起来既不高效，也缺乏稳定性。紧接着，一连串统计数据显示，那些位居最上层社会的精英阶级才是过去25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最终，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总统选举，这两项具有反建制主义色彩的投票结果，使民主体制下选民的智慧受到了质疑。
巴菲特，这位传奇的亿万富翁投资者，有一句话说得十分正确，“一场阶级斗争正在发生。没错，我所在的富人阶级发动了战争，而我们也正要取得胜利。”他说这些并非出于挑衅，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对美国现状最为精确的表述。
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取决于这个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为所有人民提供高品质生活的能力，这反过来又与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有关。
对金融财富的关注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它的增长是以牺牲国家的实际财富作为代价的，这也有助于解释在目前金融化的时代经济增速反而减缓的原因。
科学与理性的权威性已经被人们观念（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所覆盖。对意识形态的操纵已经成为资本家中饱私囊的新利器。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精英都只专注于GDP的增长，而认为民生问题与之相比显得无关紧要。实际上，他们对美国的大部分民众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精英这种对普通民众的不尊重，几乎与降临到人民身上的经济悲剧一样令人痛苦。
市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
现代经济研究的理论和经验都已经强调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发挥的基本作用，政府既要做市场“不会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又要确保市场体系能按照预期的轨道正常运转。
降低税收也丝毫没有供给学派所声称的刺激经济的作用。托马斯·皮凯蒂及他的合著者已经证明，降低最高税率实际上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管制不足的垄断市场所构成的。在这样的市场中，财富的创造早已被剥削所取代。与此同时，美国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也在悄然发展，而它们对美国的真正威胁绝不仅仅是分散了人民的注意力。美国的问题并非不公平的贸易协定或移民政策，特朗普在这些领域提出的建议反而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伤害那些因去工业化而陷入困境的人民群众。
那1%之中真正贪婪和急功近利的人们已经开始明白，全球化、金融化及其他一些组成现代经济规则的要素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因此，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这些超级富豪拟定了三步策略：欺骗民众、剥夺选举权及削弱政府的权力。
在拥有数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国提出了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美国市场经济的替代范本。反观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遭受重创之后，其经济地位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受到了更严峻的挑战。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美式资本主义似乎主要服务于上层社会，大量普通民众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障，这一切都无益于增强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现在所构造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人民的价值观念更加趋向于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而这种价值观显然与美国个人和社会一直以来树立的理想标准格格不入。
第二章 经济发展走向低迷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美国看似繁荣的经济其实是建立在一座纸牌屋之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的。
经济学家指出，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财力惠及民生——正如肯尼迪说过的那样，“水涨众船高”。我衷心希望这是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现实情况是：潮水越汹涌，扁舟常遭殃。
美国人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上一章所论述的“财富的真正来源”。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赚钱方式必然是好的，却没有意识到利润也可以通过剥削而非创造财富来获得。
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没有在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或技术产业上进行投资。甚至整个美国的投资率也非常低迷，低到连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都赶不上。
“美国例外论”的其中一部分主张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国家更高，经济增长率也更高——倒不如说，是美国人已经被引导去相信这一点。所有推理的基本前提是：美国是最具生产力、生活水平最高的经济体。由此产生了另一种认知上的扭曲，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产品没有“主导”市场，那美国的竞争对手肯定在作弊。如果国际贸易规则不允许美国制止他国作弊，那么规则本身就一定是不正当的。
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低投资自然会导致较低的生产力增长率。
在美国，正是较长的工作时间带来了较高的人均收入。事实上，就生产率（每小时产出）而言，在2010～2016年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富人和穷人之间如此巨大的鸿沟是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社会需要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而这甚至也符合富人的长远利益。
没有任何统计数据能比健康方面的统计更直观地概括众多美国人所面临的可怕困境。美国收入水平前10名和后10名的女性的预期寿命差距从3.5年多一点，增加到了10年以上。
美国的劳动参与率较低与国民健康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糟糕健康状况有直接关系。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问题与“老欧洲”国家不一样。欧洲的财富不平等建立在旧时代土地贵族的宫殿之上，但21世纪的美国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世袭制的富豪统治的国家。
美国梦所描述的机会平等是一个神话，一个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前景几乎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都更依赖于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程度。
美国的右翼政客对此心知肚明，从里根开始，他们重组了美国的市场，以服务于社会的顶层人士。但右翼政客犯了四个关键错误：他们不理解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将掏空美国经济；他们不懂得用长远目光看待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不理解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即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增长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即使美国正在倡导建设创新经济；他们同样也没有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这是美国技术进步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三章 剥削与市场势力
美国最富有、最聪慧的投资者之一巴菲特也深谙此道。2011年他曾经这样告知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要判断一个企业经营得好与不好，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企业是否拥有商品的定价权。如果你有能力在与竞争对手保持业务来往的情况下提高商品价格，你就能把生意做得更漂亮。
美国的商业巨头厌恶竞争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竞争将导致他们利润下降，使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刚好足够维持企业投资的水平，同时他们还要考虑到企业面临的风险。这些商业巨头追求的利润超出了竞争市场所能接受的限度，因此他们有必要修建更宽的护城河，以阻止竞争的产生，并绞尽脑汁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市场势力允许企业收取比平时更高的价格，利用一切手段从消费者身上攫取财富。
超额利润的存在即是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所在。
而在现代美国社会中，掠夺者的剥削之道则更为“精妙”。例如，他们可以运用市场势力制定高昂的价格，或者利用不透明的价格体系（如医疗保健领域）来达到目的。他们可以进行掠夺性贷款、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任何违规操作，而这些操作已成为金融行业特征所在。
国民收入的大蛋糕可以被划分为国民劳动收入、资本收益和其他收益，而经济学家所称的租金在其他收益中占据了大部分席位。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工人收入在国民整体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今天的收入-资本比率和过去相比已经大大降低。如果国民收入蛋糕中劳动和资本的份额都下降了，就意味着租金的份额肯定（而且明显地）上升了。
事实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尽管资本-收入比率在下降，但财富-收入比率却在上升。财富和资本存量实际价值的主要差额在于能产生租金的资产的价值，这些资产的价值与以往相比已经大幅增加，甚至在经由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仍然如此。
由行使市场势力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增长是催生租金财富诞生的主要因素，而利润资本化价值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高科技企业。上市企业约80%的股权价值来自租金，几乎占总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而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IT行业。
超额利润增长的原因有两方面，就如同硬币有正反两面一般。首先，伴随着工会的衰弱和全球化的推进（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进行说明），“工人”的权力已被削弱。其次，纵观各行各业，相互竞争的企业的数量正在减少，市场的销售份额越来越集中在排名前2名或3名内的大型企业。市场集中度一直在提高。一个行业的竞争者越少，市场竞争的程度就会越低，而价格相对于生产成本就会越高。这种使价格高于生产成本的能力是市场势力作用的结果。
在市场环境下，市场势力几乎无法做到完全的垄断，它总是会受到（竞争的）限制。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市场上还留存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就对市场势力的存在视若无睹才是荒谬的。只要市场势力依旧存在，行业巨头就有开发和挖掘超额利润的空间。
市场势力不仅仅反映在更高的价格和超额利润上，还体现在企业对待消费者的方式上。例如，有许多大企业强迫其客户放弃使用公共法律体系来裁决经济纠纷（在民主社会，这应该是每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而是改用偏向于企业自身利益的秘密仲裁委员会。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无法就同一件商品面向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即价格歧视），因为价格是由（边际）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消费者对商品价值的评价而决定的。然而，这种价格歧视在美国的数字经济领域中已经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专利权实际已经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进入壁垒。
那些由于支付现金而无法享受信用卡返现福利的人们最终会“补贴”那些使用信用卡（如美国运通）的高收入者。
在许多新型创新经济体系下，企业的基本成本集中于前期研发，服务新客户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不是所有的政策因素都损害了市场竞争，但政府也难脱其咎。不充分的竞争政策允许那些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企业，如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利用市场势力增强自身的实力，扩大市场势力的影响范围，并使企业在市场中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和持久。
一旦去除了由于缺乏竞争引发的价格增长效应，美国的经济生产率将会提高约40%。这表明美国的经济已经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下，市场竞争逐渐衰弱，成功的企业筑起了巨大的进入壁垒，仿佛挖了一条宽阔而幽深的护城河，将自己严丝合缝地包围起来。
我们曾经认为高利润是美国经济成功运转的标志，以及为高利润意味着更好的产品和更高品质的服务。但现在人们意识到通过更有效地对消费者加以剥削，更好地实施价格歧视来索取“消费者剩余”（即在竞争市场中，个人愿意为一种产品支付的价格与其必须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企业也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利润。
大型企业在产品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上利用市场势力抬高商品价格，使价格远远超过生产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也能运用市场势力将工资压低到正常水平之下。各种制度（如削弱工会）、规则、规范和惯例的改变降低了员工的议价能力。
19世纪后期，美国面临着与今天类似的情况，市场势力不断增强，而不平等程度则日益加剧。作为回应，国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市场势力的扩张，并打击企业和机构对市场势力的滥用行为。
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削弱了反垄断权，因为美国的法院简单地假设市场是充满竞争且有效的，任何看似反竞争的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市场复杂性的有效反应。任何声称某企业从事反竞争行为的个人都要承担巨大的举证责任。
市场势力的影响一旦确立就会长期存在，因此在竞争市场恢复之前，政府可能需要对市场加以监管，以确保市场势力不被滥用。
当涉及买方垄断时，这种集中于消费者短期利益的视角也会遇到问题。沃尔玛的巨大规模使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它可以压低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
事实上，无论是以横向（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还是纵向（企业与其服务的供应商或客户进行合并）的方式进行兼并，许多企业兼并的真正目的都是扩张市场势力。
形态。今天，只有当市场竞争程度出现显著下降的时候，兼并才会被叫停。而在一个动态的行业环境中，兼并行为本身也在发展演变，因此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是兼并行为给市场环境带来的影响。科技龙头企业非常了解市场规则，它们将这个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
反垄断当局对专利权创造、扩大市场势力及延长其作用时限的能力非常敏感。
美国的经济体制允许媒体机构为了减少竞争而选择兼并（如电视台和报刊企业之间的兼并），而媒体的兼并显著地减少了人们获取不同观点和信息的机会。这种倾向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在思想的市场上，没有什么比竞争更加重要。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需要民主国家的人们能随时随地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如果媒体被少数垄断企业和富人阶级所控制，那么这些企业和富豪将主导整个国家的思潮。
我们终于理解了斯密所主张的“看不见的手”总是不知所踪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在通常情况下，企业不仅仅忙于创造更好的商品，也热衷于扩张自己的市场势力。
当一个国家的市场势力和财富高度集中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正是美国的现状。
第四章 美国在全球化上的内斗
全球化是美国经济危机的争论核心。全球化的批判者将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归咎于此。与之相反的是，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保护主义政策只会给美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极大的风险。他们还认为保护主义不仅会损害美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利益，而且对那些因为全球化失业或工资水平下降的受害者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帮助。
在全球化的洪流中，美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管理全球化，以及想清楚美国希望从全球化中获得什么。
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是以牺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为大型企业作嫁衣。
当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时，美国本土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这仅仅是因为美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减少了。如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降低（经通胀调整后的）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如果工资下降得不够多，失业率就会上升。如果没有很好地维持贸易均衡，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出口的更多，那么贸易就将削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机会。
如果企业想要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转移到境外就是一个绝佳方案。
全球化以另一种形式损害了美国普通人的利益，即削减了国家的税收。跨国企业成功地确保了它们不会因为跨国操作而被多次纳税，但是没有政策可以保证它们不逃税。
今天美国存在的问题是政策、技术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以前，国际贸易的矛盾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现在是两国的消费者和两国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
我相信各国政府都应该享有自我保护的权力，并对那些反对贸易协定的国家表示同情，因为这些协定正试图以各种方式限制一国政府的权力。
财政赤字通常会导致贸易逆差增加。
保护主义无法拯救那些因为制造业外迁而失去工作的人。
世界已经建立了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明智的国家懂得如何利用它们。如果执意要脱离全球供应链，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将会大打折扣。
美国经济从中是获益的，但是美国并没有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公平分配给了所有人。
相较于美国，经济管制程度更高的国家能更明确地向设定好的目标前进，而且也能更有效地为那些将受到损害的行业提供反补贴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一直想要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而美国至今为止的所作所为只是加快了其摆脱依赖的步伐，增强了其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心。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人还没有察觉到美式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人还未意识到美式民主的狭隘之处，没有发觉其他国家可能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十分稳健。
我们必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新的全球化形式。人们亟须认识到，即使有着明显不同的经济制度，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广泛的商业合作机会。
美国不应该强迫其他国家采用美国的监管体系，而其他国家也同样不能强迫美国接受他国的监管规则。如果能有一套全球性的、多边的且被所有国家承认的规章制度，无论是对美国还是整个世界来说都再好不过了。
人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效应被夸大了，而经济分配效应的影响却被过度低估了。
当然，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采用了合理的管理方式，最终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它们避免了国际游资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热钱流入流出），鼓励外商投资，并通过某种方式缩小了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它们也鼓励出口，在总体上保持汇率的稳定，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确保本币价值略低于原本的水平（近年来这种情况已不多见）。最重要的是，尽管它们也存在贫富差距增加的情况，但其几乎保证了所有人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益。
如果政府有能力管控风险和机遇，贸易确实会让多国共同受益。但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的弥补措施，就可能会损害国家内部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论国际贸易规则将何去何从，美国必须帮助本国的普通人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无论这些改变来自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
第五章 金融与美国危机
美国的社会资源（包括最为优秀的人力资源）却并没有投向实体经济的巩固和建设，反倒源源不断地涌入金融部门。金融本应该是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它的功能是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而反观美国的现状，金融已然成了目的本身。为了使美国的经济体系恢复正常，金融必须要回归原本服务于社会的职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社会资源服务金融行业。
普遍存在的道德败坏问题使美国社会面临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挑战：如何改变金融的不规范性和固有文化。
对银行来说，信誉早已成为过时的古董，尽管它曾经被视为一家银行最重要的资产。短视的银行巨头在追逐短期利润的过程中放弃了对长期声誉的经营。正是因为银行缺乏远见（以及对逃脱刑罚心存侥幸），很多信用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都开始欺诈客户。
而在现代社会中，金融中介应当从那些为了退休金、房屋首付和高等教育费用而在银行储蓄的家庭那里提取资金，然后投资给企业。
在长期储蓄者和长期投资者之间，有一个尽职尽责的中介机构无疑至关重要，而不幸的是，美国的银行未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这就是银行进行“一边倒”的赌博的另一种机制：一旦银行赢了，它们可以直接拿钱走人，而一旦它们输了，美国政府就会出面埋单。银行甚至拒绝承担与发放抵押贷款相关的风险。
大企业的兼并和收购是银行的另一条“致富之道”。在兼并的过程中，原本规模庞大的企业将会更上一层楼，从而增加了原本已经很高的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势力，一次兼并和收购就可以为银行带来数亿美元的营收。
而银行还有同样危害社会的第三条财路，即帮助跨国企业和富人逃税避税，将资金从高税收地区转移到低税收地区，不断打法律的擦边球。与此同时，银行还阻碍对全球税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
尽管苹果的成长仰赖于美国政府对其技术和资金的投入，但是和那些贪婪的大银行一样，苹果只会索取，却不愿意付出，即便它很会自我包装，看似把企业责任看得很重。在我看来，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就是向国家纳税。
让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帮助企业从市场上回购股票，就像苹果那样，让资金从企业流向金融市场。
在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45年的2.5%上涨到金融危机时的8%的过程中，经济环境并没有改善。实际上，经济增长的放缓导致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
21世纪，新的“发放-销售”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 model，OTD模式）支配了整个银行产业。在这个模式下，银行首先向借款者发起贷款，再将其转嫁给其他银行，由其他银行来承担不良贷款的风险。因此，银行的利润并不来自存贷利差，而是来自资金转移过程中每个阶段所收取的费用。
第六章 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这些将会取代人力劳动的机器将会压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并增加失业率。
从企业的角度考虑，让机器替代人力的关键原因并不仅仅是机器提高了生产率。机器的设计、制造和管理比人力资源管理要容易和便宜得多。
技术革命可能会以“两极化”的形式发展，即社会未来的就业增长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门槛极高的工作，而另一类是技术门槛非常低，且工资相对较低的工作。
就业机会的流失会导致消费需求降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进行干预，经济可能会长期陷入停滞状态。最讽刺的是，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技术进步可能会摧毁经济，而不会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如果无法合理管控科技创新的步伐，技术进步不仅不会为人类带来繁荣，反而会酿成难以想象的灾祸。
保持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是重中之重。
当积极的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或增加信贷供应）不起作用时，我们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增加公共投资）来达成这一目的。
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会导致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资金成本十分低廉的情况下，追求利润的企业更倾向于投资能代替劳动力的机器。另外，企业必须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决定如何更好地分配资源，尽量削减成本。由于美联储将利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状态，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显得尤为低廉，因此，企业倾向于减少劳动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不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劳动力需求进一步降低。
仅仅实现充分就业可能还不够。因为如果机器取代了劳动力，那么无论如何，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都会下降。因此，根据供给与需求定律，如果要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工人”的工资水平就必须下降。
然而科技龙头企业也能利用这些数据，以牺牲客户的利益为代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增强自己的市场势力，攫取更多利润。
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采集了消费者的偏好信息及愿意支付的价格，企业被赋予了价格歧视的权力，它们可以向那些对产品价值评价更高的消费者或选择空间较小的消费者收取更多费用。
数字经济扩大了企业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影响力，使它们可以轻易地找到消费者的弱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近乎完美地洞察人类的弱点，并据此调整未来的战略方向，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利益最大化。
我们必须关注个人隐私。在这个时代，隐私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拥有大数据技术的企业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作为它的狩猎对象，大多数消费者似乎对此无知无觉。
当一个人的数据与其他人的数据相结合时，将会创造出更有利于企业剥削消费者的环境。消费者实际上并不理解自己的数据有什么价值，他们也没有想过当自己的数据被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利用时会发生什么，更不清楚企业对他们的隐私和安全漠视到了什么地步。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产品责任法是什么，也不知道数据被泄露的后果是什么。
世界各国对隐私和网络安全的不同看法可能是未来全球化的最大障碍。
新兴技术正以多种方式影响个人及其与他人的互动。人们集中注意力的时长正在缩短，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难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有限，社交圈子的固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社会两极化程度加深，人们彼此之间的芥蒂增多，想找到共同点也越来越困难。
第七章 为什么需要政府
集体行动能达成个体独自工作无法达成的成就，这一基本原则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系统需要在个人主义和集体行动之间取得平衡。而令人担忧的是，今天的美国正在滑向天平的一侧，即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
有时集体行动对于确保社会总体目标的达成是必要的，而在这些情况下市场并不能自发产生公平且有效的结果。
在整个社会中，一个高效且公平的、为所有人民着想的政府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
政府干预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点应该没有争议。然而，真正复杂的是政府要如何组织这些社会经济活动。
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监管，而不是放松监管。
问题是，如何确保政府的所作所为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是那些已经找到这个问题答案的国家，强大而有效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许多政府失灵都与俘获有关，即私人企业和富有的个人利用金钱和影响力去干预政府决策，以满足私人部门的利益。
罪人”鼓吹自由的全球化和金融化，却同时反对累进税、转移支付和对失业工人的救助，而这些工人的失业正是全球化或者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及其造成的后果导致的。[7]但是，为什么美国人开始倾向于攻击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更为一致的人？
政府是合作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政府和所有其他形式合作的区别是它是否具有强制性。
解决方法
第八章 恢复美国的民主
直到今天，剥夺人民的选举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党派斗争的手段之一。
对参与选举施加限制使普通人更加难以进行投票，
法院已经被许多人视为广义的党派斗争中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通过智慧和公正来使国家更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所罗门式机构。法院扩大了国家的贫富差距和种族分歧，加剧了本来就很严重的政治和认知不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最高法院造成的。
也许美国政治制度最大的失败就是让金钱对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比之“一人一票”，也许“一美元一票”才能更好地描述美国现有的体制。我们都知道这种肮脏的权钱交易的组成部分：说客、竞选捐款、“旋转门”（政客从商），以及由富人控制的媒体。
减少金钱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很宽泛的议题。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减少对私人融资的需求，提高透明度，并限制捐款或其他可能影响政治的金钱来源。
我们面临的问题之间互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团乱麻几乎让我们无从着手解决，但改革确实是必需的。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乱局中，想要进行改革，就应当从各个方面同时着手，而不是按图索骥，一点点地去做。
美国政体中投票和代表制度的失调，加剧了美国政治制度运作方式的全面失调。
种族间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各阶层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
环境运动与社会、种族和经济运动之间有明显的互补性。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破坏人们对美国国家机构的信心，他们可以通过散布怀疑的种子来做到这一点。有人可能不相信特朗普所说的话，但其实只要他们对特朗普批评者所说的话持怀疑态度，这就是特朗普的胜利。
第九章 重拾经济活力，为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遇
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劳动力规模的增长与生产率的提高。当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增长时，产出就将增长。当然，重要的不仅仅是美国国民产出的增长，还有普通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不仅需要生产率的提高，还需要美国普通人切实地参与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中去。
有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美国就可以为那些所学无所用的人找到与其专业匹配的工作。
美国从来没有善待过老年人。当个人能够并且愿意工作时，这种“被迫”退休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社会成本将会升高。
如果美国人更加健康，劳动力参与度也会提高。
近年来，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是美国社会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美国想提高生产率，以下这些才是真正需要着手的地方：①通过税法改革和增加政府支出鼓励基础研究；②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③保持开放——包括向来自国外的思想和人们开放。
美国政府必须预见未来结构性转变的大趋势，使美国经济适应气候变化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规划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和积极的产业政策，可以在就业机会被摧毁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可以将劳动力从旧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新的。
工资在美国部分地区较低的原因是缺乏流动性——在完全流动性的情况下，同样工作的工资（技能调整）在任何地方都应是一样的。缺乏流动性是去工业化为何对社会带来痛苦的关键所在。缺乏流动性仅仅依靠市场是处理不好的。
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存在很大的不足，许多重要的风险仍然没有由市场或政府来承担。当考虑失业保险时，都有必要回忆一下其可观的宏观经济利益。失业保险充当着自动稳定器的角色，当经济疲弱、创造就业的速度不够快时，失业保险就会自动发挥作用，它提供的收入有助于经济保持平稳。
就业仍然是健康经济的支柱，我们需要一个广义的议程来支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鉴于美国财政政策的吝啬，任何UBI体系都不可能慷慨地提供足以维持生计的支持。只有大幅增加税收才能支撑这样的成本。
美国和西欧焦虑的核心，也是恢复动态经济的核心——工作、一份好的工作，简单明了。
这些在总需求不足时，通过增加总需求而实现增长的供给政策，确实提高了经济的潜在产出。
提高租金和土地的税率。当“工人”被征税时，“工人”的积极性可能会受到打击。当资本被征税时，它就可能流向其他地方，人们也可能会减少储蓄。[3]但对土地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不管是否对土地征税，它都永远会在那里。事实上，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认为土地的收益，即租金，应该被征收100%的税。
第十章 人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有几件事是体面生活的核心：有退休前和退休后的工作，有合适的工资和安全感，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房子和良好的医疗保健。
第十一章 美国的复兴
美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你去问一个政治家，他会告诉你答案，但在观察他的行为之后，你会推断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答案。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它实际上直指困扰美国的社会问题的核心。
美国人是如此热爱自己神话化的形象，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形象都是真实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但仔细观察美国就会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股强烈的逆流，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5]总是有一些人不停地看后视镜，认为过去总是比未来要好。
美国人现在有理由担心民主规范和制度的脆弱性。当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时，许多人就将会转投他处，而这部分人很容易成为煽动者和政客虚与委蛇的猎物。
在过去250年里，有两大重要支柱促进了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好地理解如何组织社会，即三权分立与法治；更好地理解自然，即科学技术的进步。
从长远来看，特朗普政府最危险的一面或许是它对认识论的攻击——即对美国人关于“什么是真理”及“如何确定真理”的信念施加的攻击。
美国最终却选择无视这些警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目前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经济、政治和价值观所代表的意义。
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包括减税和放松管制）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美国的政治“出错了”。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国的价值观“出错了”。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经济。